若干年前，我们喜欢说，贾平凹是个讲故事的能手，他讲过无数大同小异的商州农村故事，却不使人厌倦。那时，他讲的故事虽然波澜不惊，注重内力，但毕竟还是苦心经营着故事所必须的各个要素。可是现在的贾平凹，早已走出故事，走出戏剧，而走向了混沌，走向了日常性，走向了让生活自身尽可能血肉丰盈地自在涌动的道路。严格地说，《浮躁》是贾平凹某种把握方式的结束，之后，从《废都》到《高老庄》，贾平凹的小说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可以说，他实现了对现有小说范式的大胆突围，形成了一种混沌、鲜活而又灵动的，具有很强的自在性和原在性的小说风格。这种风格当然是贾平凹式的，只姓“贾”，也只是当今文坛缤纷多样风格中的一种。
我们注意到，当前一部分小说的审美趋势是在走向日常性，但贾平凹似乎比别人走得更远。当前小说的日常性是由当代生活的日常性所决定的，但贾平凹却是自觉地把日常性作为一种艺术目标来追求的。日常性是与突发性、事件性相对应而言的。日常性曾使一些写惯了情节小说的作者陷入无所措手的困境。借助突发事件，借助情节悬念的叙述，是借助外力的叙述，比较容易做到。戏剧性，动作性，悬念性，可使作者进入一种夸张的、激烈的、假定的世界，它与真实生活的间离，恰恰帮助了它的作者的发挥。就中外小说史来说，传奇小说、情节小说、战争小说、游侠和公案小说往往占了极大的分量，在其早期更为绚烂。然而，生活如流水，不舍昼夜，生活最基本的状态还是日常性而不是突发性，人们早已发现，侧重日常性的写作，往往更能透示生活的真谛，更能抵达生存的深层，难度也更大。《金瓶梅》和《红楼梦》的成就是多方面的，但不能不说，它们对日常性的天才把握能力，也正是它们以及中国小说艺术成熟的标志。当然这也不可绝对化。所以，贾平凹在《高老庄》中的追求，并非凭空而降，而是他从自身的性情、体悟和对时代生活的感应出发，深思并比较了小说历史的价值源头，致力于传统化、民族化与现代性的结合的一种悟性，一种艺术探索。
我们还看到，传统哲学设定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，美感与美的二元对立，常常造成了作家对生活和存在的遮蔽。因为不是从存在本身出发，而是从理念出发，常使作品的格局与存在的广大之间相距甚远。由于太习惯于用逻辑的方式理解生活，忙于为结果找原因，为行为找根据，为性格找特征，为心理找动机，为生活找故事，为故事找悬念，反而使得小说对生存的过程本身视而不见了。贾平凹的追求，似乎强烈地集中到一个目标上，那就是，最大限度地回到生活本身，最逼真地呈露生活的原色原味。技术的痕迹，构思的痕迹，组织的痕迹，中心意识的痕迹，何为主角何为次角的痕迹，全都消隐了，尽力回归到无主角、无故事、无始无终的生活，也即一种混沌状态。在小说中，发生在高老庄里的事情几乎琐碎到无法讲述，能拎得起来的无非是年轻教授子路偕新婚妻子城里人西夏还乡，为亡父做三周年祭，拜望众亲友，与前妻藕断丝连，一边搜集土话，搜罗古碑画像砖，一边介入村社矛盾，替村人排忧解难，却又无力回天，只能充当旁现者，以至闹到夫妇反目之类。为了这种需要，贾平凹不但不当启蒙者，教诲者，评判者，布道者，而且连作者自己的主观化影子也尽量藏起来了，忽然变得那样无为，无观念，无匠心，无策略。在作者看来，生活本来就存在在那儿，任何的加工和剪裁都会破坏它的原生态，作者应该像无言的上帝那样，才能接近最大的真实。这种追求并不意味着作家主体的无能，或听任自然主义描写的泛滥，作家的主体性仍很强，只是它附着到西夏和子路的身上，用城市人新奇的眼光和归来者“重温”的眼光来叙述一切。同时，无论未卜先知的残疾儿小石头，装疯卖傻的迷胡叔，天上的飞碟，地下的白云湫，哪个设置不是作者的主体在起作用呢？
在《高老庄》里，民俗化，民间化，风俗画式的展开，充溢了整个的画幅。民间天地，民风民俗，民间化的世相、世态、世情，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空间，作者投入全身心地关注和描绘它，写来有声有色。比如子路给亡父做三周年祭这桩小事，居然有那么繁琐的礼节，那么复杂的名目，牵涉到的宗族关系又是那么错综。所谓民间视角，是就与它相对应的另一种视角而言的。现在的长篇，更多地是把社会作为一个庞大的立体的结构来看的，作家们注意纵向的历史联系和横向的现实联系，热衷于自上而下地或自下而上地，构筑立体的全景式的史诗型的图景。这当然是一种高远的追求。近年来确也出现了不少或概括中国农民、儒商心史一类的长作。但要看到，有些作家超负荷地去正面概括一个时代，常常搞得身心交瘁，疲惫不堪，相形之下，贾平凹就机巧得多，他干脆写一个村庄，写一群最基层最卑微的人，走进民间，以平民之态写平民之事。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。贾平凹如此看重民间视角，我以为还有更深层的原因。《高老庄》是一部文化寓意性很强的小说，在作者看来，中华文化固然有各种观念，各种表现，但它最深的根子，最广大的存在，以及它最后的防线，乃是落在民间化的土地上的。我甚至认为作者有种自觉的史家意识，或野史意识，总感到当下的民间生活稍纵即逝，却蕴含着某种永恒性。从作者注意引述碑文，谣曲，直到开出一张很有意思的采购清单来看，好像能听见他说，这些正在消逝的东西是多么有趣啊，不赶快记录在案，就太可惜了。
《高老庄》虽给人血色丰盈，形象鲜活的感受，但它同时是一部充满文化精神上的迷惘的作品。迷惘，尤其是文化冲突和文化选择的迷惘，并非贬词，在今天这个文化的批判与重建正紧张进行的时代，没有一点焦虑和迷惘，很难说是有深度的作品。在作者笔下，高老庄是封闭的，沉滞的，尽管有了地板厂，葡萄园，还有苏红这种从城市带回勃勃欲望的人物，但宗法文化的秩序根深蒂固，依然有太多的迷信、保守、麻木、肮脏，高老庄之成为矮人村，就正面临着人种退化的危机。时至今日的高老庄，文化变成最后的壕堑。从飞碟来访，崖崩，矮人村等描写来看，作者是把高老庄作为地球上的文化圈中的一个退化点来处置的，并非孤悬世外。子路和西夏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。一个是返乡者，一个是外来人。一开始，子路的寻根很有点文化拯救者的架势。他靠恪守耕读的古训，刻苦好学，捞到了教授的头衔，他有憾于自身的矮小，新娶了“大宛马”式的美女西夏，靠性爱征服了她，颇有优胜之感。问题的症结在于，拯救者自身却正处在退行性的危机中。一回到高老庄，子路就故态复萌，不可挽救地回复到高老庄式的灵魂。面对矛盾，他显得那么游移，畏怯，那样六神无主，软弱无力。最后只好逃离。他说，我怕再也不会回来了。高老庄的同化力是如此之大，明朗坦荡的西夏，决定留下来替蔡老黑辩护。如果子路更能体现作家的文化意向的话，那么，他很像是一个多余的人，一个不知道向哪里冲锋的文化战士。他似乎是庄之蝶的胞弟，他是城市的外来户，农村的不速之客，尽管他和庄之蝶一个逃离农村，一个逃离都市，其实都无法适应这个时代。所谓迷惘，正在这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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